錯譯與對罵: 郭沫若與胡適的論爭及策略性書寫

五四文學家胡適與郭沫若初識於1921年下旬商務印書館元老高鳳謙宴上,惺惺相惜,似為定論。翌年秋,二人卻揮筆相向, 嚴詞對罵。論爭肇端于鬱達夫撰文批評餘家菊誤譯德國哲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歐伊肯《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書,引起胡適替餘家菊抗辯,並對創造社成員有所批評。胡文發表後, 鬱達夫、郭沫若和成仿吾即分別撰文回應。胡適複有微辭,而郭沫若則再駁難。由錯譯所引發的胡郭對罵,最終以雙方魚雁通好,登門互訪而告終。然筆者以為,個中情況非如學界所說的「一場筆墨之爭也就算釋然了」,而素來廣為接受的“高宴初識”與“三人訪胡”的說法也與事實不符。如果仔細爬梳文獻,可知胡、郭之齟齬實見於初識當日。此後紙上的刀光劍影,更是創造社爭取象徵資本與場域位置的又一次策略性行動。末了胡適雖先鳴金收兵致函道歉,但其行文用句,以退為進,仍然旨在保持壓到對手的優勢。本文嘗試借用布林迪厄的場域理論,闡明胡、郭二人熟諳文學場域的運作規則, 在「錯譯與對罵」中應對、拉鋸, 皆為爭奪和鞏固其場域位置,以便發揮更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