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女圖、火車與筆談: 晚清知識份子對明治日本的誤讀──以《鄭孝胥日記》為中心

1891 年，鄭孝胥隨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出使日本。在其日記里，他一方面書寫了對日本現代化在身體體驗與物質文明的方面著迷：如對西洋電燈的新奇，對裸女油畫的「震驚」體驗，以及捕捉了坐火車時的感官經驗。另一方面，他又流露出對于明治日本在政治方面全盤西化的否定。傳統學者研究認為，鄭孝胥對於明治日本的矛盾表達，是因為他是被「中體西用」的思維範式以及傳統知識分子「天朝上國」的想象所局限。但筆者認為，鄭孝胥將明治日本在物質與政治層面的分離，更是來自於他將日本的過度西化看作是一次東方內部的斷裂危機，即日本從「漢」文化身份中的脫離。這種危機在文化上的表徵，就是「漢字/漢學」在現代日本的衰落。尤其是，鄭孝胥在與日本漢學家接觸過程中，不僅遭遇了岡千仞（Oka Senjin）通過筆談來諷刺中國的事件，還不得不面對森達來（Mori Kainan）通過書寫漢詩來否定乾隆嘉靖之後詩歌在中國的成就。在鄭看來，日本漢學家通過筆談與漢詩來否定中國，恰恰指涉了對於中國文化在亞洲/日本的認同感之動搖。他將這種「文化/文字」危機歸結于日本對於「西法」的過渡重視。「漢學」與「西法」的對立最終也促使鄭孝胥體認了日本明治維新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將「守舊」與「開化」分割開來。這種分割，在政治方面的表現，就是將議會制度和立憲君主制徹底的實施，造成社會的「亂」。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日本在學習「西法」的同時，也經歷著一場關於日語書寫體系的革命。其中，「漢字」成為了尋找日語國族性所必須超克的對象。1895 年，面對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保守的鄭孝胥依舊希望以「文」的方式與日本完成「協商」，即作為主戰派，他認為讓日本接受與中國修睦的關鍵，在於派出一個「說客」。此時的鄭孝胥依舊尚未意識到明治維新的根本在於日本不再是作為一個身份認同上的東方國家這一轉變，更重要的是，以「漢字」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也因為甲午中日戰爭的衰落，而進行了新一輪的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