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政治领袖的‘法’与‘治’之困

東亞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來社會經濟發展取得的很大的成就，但是東亞各國政治強人們在對待法律和法治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態度，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所領導的國家發展的路徑。推動東亞模式發展的政治強人們如何看待和運用法律，有沒有在主觀上或者客觀上去促進法治的建立——即使僅僅是狹義意義上的法治？對這個問題沒有一概而論的答案，因為它涉及政治強人們自身的經歷、信仰、視野甚至個性，包括他們是否認為在特定情形下法有助於鞏固權力或者實現政策目標，及其所處的法律文化環境。在成功的經濟體中，新加坡和韓國是兩個特色鮮明的案例。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一開始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法治”的基因，這一點又被一個深具法律素養且篤信狹義法治觀的政治領導人所強化。而韓國的發展則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民主法治轉型案例，即經濟發展導致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改變，引發了民主化，並在此基礎上強化了法治。韓國的“強勢領導推動的威權發展-經濟增長-社會動員-社會變革-民主化和法治化”路徑，是一種教科書式的經典轉型道路，一度被認為是東亞模式的必然歸宿。東亞模式圈的其他經濟體的發展，在過去幾十年來也似乎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但現在看來，情況似乎變得更為複雜，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