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菲：公开、分享和参与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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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菲

沈菲，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哈佛大学柏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传播学研究方法期刊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Measures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意、政治传播、新媒体与社会、消费者与公民行为。曾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Media &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得2014谷歌学术研究奖。

 

 

引擎>在您和张志安老师2014年发表的《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 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一文中，提到：由于绝大多数受众对本地新闻和娱乐内容的关注，在市场化大潮下谋求生存的传统媒体，其对娱乐功能的日益强化似乎会成大势所趋。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

沈菲>过度娱乐是媒体市场化的结果之一。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产品和服务要遵循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让市场力量调配资源。谁不喜欢休闲娱乐啊？于是生产娱乐产品，为收视听率、阅读率、点击率服务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为受众服务的正确理想追求；再加上制作严肃媒介内容的政治风险，媒介娱乐化是一个相对安全又有利可图的发展方向。但自由主义理论忽略了媒介的公共教化功能，也就是说，它忽视了受众的品味和媒体产品的“鸡与蛋”的关系。用研究术语来讲，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并不是一个外生变量。如果媒介能够提供足够多的高品质严肃内容，是有可能够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和品味，激发他们参与到公共和社会事务中来的意愿的。

 

我与合作者梁海在2013年利用艾瑞的网民行为追踪数据，分析了部分中国网民从2009年到2011年硬新闻和娱乐软新闻网页点击频率的规律。结果发现，虽然从绝对数量来说，2009年到2011年，娱乐软新闻页面点击的频次逐年增加，但相对总体而言，这三年网民对娱乐新闻网页访问占页面点击总量的比例却逐年下降，而硬新闻点击比例有所增加。虽然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大多数商业网站并没有自主新闻采访的权限，但2009年到2011年可以说是门户网站使用各种策略提升新闻产品品质的一段时期，比如增加深度主题式的综合报道页面，利用网民评论作为新闻标题吸引受众，以及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来报道一些非核心的时政新闻，比如消费者投诉等。所以我们认为，好的媒介环境是可以培养好的受众的。

 

引擎>《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 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一文中也提出，就城乡受众使用互联网的动机看，城镇受众更重视“保持社交圈”和获取各类资讯，而农村受众更重视“结交不同背景的人”、“扩大社交范围”以及表达意见。为何农村受众更倾向于意见表达？

沈菲>受研究数据所限，我们并未在《新传播形态》一书内深究互联网使用动机城乡差异的原因。但我猜想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城乡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乡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同质化小社会，缺乏丰富的娱乐活动，收入水平相对低；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移民城市的人口异质性强，居民生活形态多元丰富，收入相对高。对于城市受众，网络的获取资讯和保持现有社交圈功能足以能维持社会交往的需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也让城市受众无法在网上消耗过多时间。对于农村受众，网络呈现了一片与线下生活完全不同的虚拟生存空间，于是扩大社交，结交朋友，与个人表达意见便成了扩展和构建自己身份的方式，也给相对单调的农村生活添加了一些高耗时但低成本的休闲活动。

 

引擎>文中您也提到较之于接受信息和休闲娱乐，2014年网民在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频次较低。而近两年来，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根据您的研究，这一新技术的发展是否为网民的意见表达带来了结构性转变？您认为推进互动传播模式在当下对于公民赋权的意义？

沈菲>频次低是与休闲娱乐和信息接收相较而言的。事实上，大多数网络使用者都是纯种的内容消费者，网络意见表达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派。有西方研究者提过“1%法则”的概念，来概括1%的网民为99%的人提供生产内容。我在2014年与研究合作者分析全球75个国家的新闻时政类论坛后发现，积极参与表达的人并不多，大多数论坛帖子的回帖率都很低。平均而言，100人看帖，大约2-4个人回复，民主国家的回帖率相对高一些。想到那些充斥在网络论坛的“看帖不回帖，xxxxx”的精彩诅咒，也算是对网络潜水者的一种另类鞭策了吧。

 

结构性转变方面，从理想状态上来说的确希望网络媒介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充分实现公民赋权。不过互联网只是工具，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与政治、经济、法律构架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互联网作的赋权能力因社会文化形态而异。以我国为例，有限的网络表达已经获得极大的开放与进步，尤其是在商业和消费领域。大家在淘宝上买到不满意的商品，在现实生活中对某个店的服务不满意，都能直接去大众点评、淘宝给差评。差评反馈机制的存在，能迫使商家提升服务，或促使商家给消费者一些好处修改差评。无论是前者的服务进化，还是后者的小聪明走捷径，都能给互联网使用者带来赋权感受。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商业消费领域培养的这种赋权的行为习惯，是否会有足够大的力量，溢出到社会与行政领域，对推动政府改变公共服务与政策起到作用。推进互动模式肯定是潮流所趋，互联网的基因就是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传播的改变力量，我相信无论赋权进化的速度多么缓慢，它肯定会朝这个状态继续发展下去。

 

引擎>在今年发表的论文《Privacy protection and self-disclosureacross societies: A study of global Twitter users》中，twitter上的隐私设置被您视为一种communication privacy boundary management（CPM，隐私边界管理），即用户通过设置来管理自己不愿被知道的个人隐私和可以公开的信息之间的边界。那么，在中国语境下，您觉得微博的“好友圈”和微信的“给谁看、不给谁看”的功能是否也可被视为一种CPM？

沈菲>对，CPM这个概念就是指个人隐私内容边界的管理，设置好友圈也是CPM。这里的隐私不单单是一个狭义的单向度的概念，比如通常我们会想到的身份证号码，工资收入，亲密关系状态等。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都可以成为隐私。我们微信添加的好友可能包含朋友，同事，亲戚各种人群。对于同事，可能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的生活，这属于隐私；而对于亲友，可能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的工作情况，这也是隐私。所以隐私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是一个固化的所指。

 

引擎>怎么看待微信这种产品在中国的兴起，因为西方并没有很类似的产品，这是不是也是利用了CPM的心理？

沈菲>我个人觉得微信产品的兴起或许是因为它满足了用户对于熟人小社会圈子的需求。微博是一个有方向性的网络，我follow你不一定你follow我，但是微信是一个互相认同的无方向性网络，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看到我的东西。圈子的认同假设了双方关系，也定义了一种与其他交流媒介不同的义务和特权。比如，你给我发email，即使我第一时间看到了，可能也会等个两三天有空了再慢慢回。而微信对即时性有一定的义务要求，你给我发微信消息，我一天不回，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大环境暗含了24小时在线应答的前提假设。另外，西方并非没有这样的产品，WhatsApp、Snapchat、和Facebook的Messenger都与微信相似。

 

引擎>微博和Twitter比较类似，但微信本身是封闭空间，您觉得CPM的边界会不会发生变化？

沈菲>边界的变化的确会发生，但这也因人而异。如果好友圈同质性强，比如只加亲友，或只加同事，CPM边界就相对稳定。如果好友圈异质性强，CPM的边界就会不断变化。以我自己为例，微信使用习惯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刚开始我的微信就几个家人，只是使用打字或语音聊天功能做亲情沟通。后来加了一些朋友，便也开始分享一些朋友圈帖子，晒晒生活，自娱自乐。再后来，朋友圈加的人越来越多、亲密程度越来越稀疏，我便不能肆无忌惮地分享一些与我职业身份不符的帖子，开始了“自我审查”。而每次转发分享都要“自我审查”会很累，于是可以把好友分组管理，但其实这也不轻松。想到我熟识的一个某学院院长有5000个好友，我就好奇，要花多少时间做朋友圈的内容管理和隐私边界管理啊？

 

 

引擎>Pokemongo这类游戏近几年很火，您怎样看待这种让玩家公布自己地理位置的游戏？因为公开地理位置的游戏，使得商家免费完善了城市地图等数据。一些批判学者会认为这是玩家被剥削了，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互利共赢。您对这种自我分享激励机制怎么看？

沈菲>剥削这个概念是批判学者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核心概念。通过玩家获得城市地图数据算不算剥削，最终问题还是要落到大家贡献劳动获得的地图产品最后怎样被利用以及被谁利用的问题。如果只是用来完善游戏设计而非谋利，说剥削则有点牵强。另外，网上的大多是产品都是免费的，Pokemongo 玩家如果不需要特别的装备，并不用付费。

 

公开、分享和参与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通过分享个人数据来构建一个更精确的地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公共参与。有一个概念描述这个现象，叫做众包(crowd-sourcing)。许多NGO也经常运用互联网地理位置信息的众包来服务社会。我在2014年出版的《社交媒体和政治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里写过一篇关于地理测绘和社会政治参与的文章，里面列举了很多网民利用地图信息分享改变社会的例子。比如2008年肯尼亚选举后的暴乱时期，一个当地知名的博客写手创建了一个叫做Ushahidi的网站，利用谷歌地图服务，网民可以在网上汇报他们目睹的暴力事件并在地图上做出精确的标识，让民众可以避免危险区域。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联合国救援组织也利用了相似的技术，为地震精确救援提供了极大帮助。

 

引擎>当下西方社交媒体研究往往关注Twitter，而相似主题的中国研究，往往是把对象换成新浪微博。这种转换间您觉得需要注意什么？

沈菲>以我有限的文献关注度来看，我看到比较多的Twitter研究聚焦于美国两党政治下的意识形态差异如何在网络结构上得到反映。相比之下，微博研究的热点却是谣言传播。Twitter和微博研究的比较多的共同话题是意见领袖和信息扩散特征。

 

研究中国问题，当然不能直接把西方研究的框架简单套用在中国现象上。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语境”。所谓语境，就是社会现象的发生背景。尤其是对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的问题，社会、政治体系不同会导致社会规律在不同语境下产生变异，照抄研究方法和假设，根本抄不过来。当然，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是具有更高的普适性的，比如如果研究社会媒体使用者的注意力分布或者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好友量分布，这两个话题比较具有物理学和复杂网络科学的味道，人类行为的基础规律随文化和政治变异的空间相对较小。对于这样话题的研究，简单的研究假设转换的可行度高些，因为无论用哪个国家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或许都会的得到相似的结论。

 

引擎>微信朋友圈作为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具有信息不公开的属性，这是否也会影响学界对于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使用的了解深度？

沈菲>是的。社交媒体数据获取的困难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会影响学界对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使用了解的速度。如果不能获取直接的行为数据，社会科学还有其他方法来回答研究问题，比如实验，比如问卷调查，比如访谈和参与式研究，等等。只是与直接获取具有隐私特征的社交媒体数据相比，这些方法可以说是间接迂回的策略，知识积累的速度缓慢一些吧。

 

引擎>您曾在《公信力评价个人层面效果分析》中将媒介内容生产机制描述为“传统媒体（正面、平衡、宣传）与互联网（多元、草根、分散）形成官方vs民间，正面vs负面的二元体系。”当下传统的刚性新闻必不可少，高品质新闻不会是免费的，但资源受到数字媒体挤占。传统媒体的广告商业模式崩解，财源无法确保，《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也有所反映。您认为在当下这种二元是否存在对立意味？

沈菲>说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对立有些夸张，我个人觉得更是一种有机互补共生关系。网络反应快速，提供多元的意见，多方面的消息，但同时也让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增加。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机制相对复杂，把控相对更加严密谨慎，所以能提供官方权威消息，不过官方消息通常说法笼统含糊，需要一定的媒介素养和社会经验进行解读。所以一个成熟的信息消费者会在两种媒介空间获取不同的内容去构建一个更加贴近社会客观现实的解读。

 

引擎>我们也希望对香港高校的研究环境多一些了解。据您所知香港几所大学如港城、浸会、中大等在传播方面的各自学术重点、学术风格有何不同？是一个共同体还是各有不同侧重的核心范式，是否存在交集？这些学术重点又如何与香港的现实相联结？ 

沈菲>香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大都是受英美学术训练，但学术风格较为多元不拘一格，有主流美国实证经验主义取向的，有文化研究取向的，有批判研究取向的，等等。所以如果存在共同体的话，也是比较松散的。我无法评论其他学校，但就城大而言，我们的老师来自世界各地，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所以我系老师的学术主题不仅仅与香港现实相连接，也与世界相连接。最后请容许我做个硬广告，我系开设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和整合营销硕士项目，其中整合营销硕士项目最近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建立了双学位硕士项目。这对直接申请美国有一定困难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欢迎大家申请城大，也欢迎对学术有兴趣的同学申请我系的博士研究生项目。